作者：张若其、孙铭浩 编者注： 本文的两位笔者在2018年7月在上海做了两到三个星期的关于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田野调查，文章中许多观察和采访的引用都源自于田野调查中的内容。但考虑到此题材在中国互联网上的特殊性，本文没有详细地描述我们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也没有深入地提到许多近十年来政治层面上发生过的事件。所以本篇文章的宗旨一是以一篇随笔的形式记录一下我们的个人感受，二是为对中国天主教会不太了解的读者们普及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并澄清一些可能的误解。如果读者们对此题材感兴趣，可以将本文作为一篇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历史背景的粗略介绍，也可以期待笔者们后期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和媒介所发表的更详细的相关内容。 「我们上海没有主教，从金主教之后就没有了。」 老者不自觉地别过头去，无处安放的视线无助地投向圣堂末端、祭坛之上的塑像。 已经太久了。久到连这个在文革时「不让大家在教堂中信，我们就在心里面信」的矍铄老人也语焉不详，疲于那过去数十年笼罩于一切之上的争议了。 我们对话断断续续。身后，弥撒完毕的教友们仍将关于苦路十四站(Via Crucis) 的歌谣吟唱着…… Part I 在上海，几乎没有一座未曾被毁坏过的天主堂。 尽管这些破坏大多发生于「砸烂一切牛蛇鬼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教廷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矛盾就从未平息。不同于从欧洲宗教改革后出现的一些可以自由解释教义的基督教分支，罗马天主教拥有着严密的管理体制。他们认为教会是从圣伯多禄（Petrus，中文也译作圣彼得) 从耶稣手里所传下来的“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而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教会都是「共融一体」的。（注：读者可能由于国内翻译的原因对此处感到混淆。国内通用翻译的基督教指的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出现的统称为新教(Protestantism)的分支们，而天主教指的是罗马教廷统领下的教派。这两派与东正教(Orthodoxy)组成了基督教的三大派别） 这样的管理体制也反映在人员安排中 —— 大至教宗或是枢机，小至教区主教或是辅理主教，神职人员都需要在天主教「圣统制」下通过一系列选拔和祝圣程序来达到与罗马教廷的共融一体。教区的主教对其所负责的教区有根本的教导、治理和圣化责任，在所在地区拥有非常大的权力。根据罗马教廷的规定，一名主教的任命是在教廷由各地的神父中决定人选后，再经由祝圣仪式就职。而一旦有人违背这个流程，罗马教徒会直接对违背者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 五十年代早期，当局所持的无神论立场、以及当时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再加上中国近代外国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联，使政府开始要求中国的教会独立办教，并「从政治上、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即「三自爱国教会」。这令在教义上需要教廷这一「外国势力」任命国内主教的天主教处于两难情景。 当局所要求的与梵蒂冈的隔离引起了不满，外籍主教和不认同三自原则的神职人员开始在此后受到不同规模的逮捕和遣返。在上海教区，1955年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也被称为九八教难）中，大批忠于罗马的神职人员被逮捕并监禁或劳改，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后受政府承认为上海主教的金鲁贤神父。 同时也在这一段时间，由于罗马教廷反共的意识形态，梵蒂冈也不断地谴责中国政府，并将驻华使馆移至台湾。同时，忠于政府的神职人员们和教徒们积极参与「三自爱国运动」，自主办教并于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友爱国会（1962年改名为天主教爱国会）。而由于大批外国神职人员的离职和拒绝和教皇割断关系的国内主教被捕，中国国内出现了大量的主教人选空缺。在独立自主办教的纲领下，爱国会决定以选举的模式自己选举并祝圣主教，形成了「自选自圣」的模式。而罗马教廷不承认这个模式产生的主教的合法性，并谴责爱国会刻意「裂教」的行为。 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奉行三自方针的天主教爱国会仍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本五年举行一次的「代表会议」，在1962年第二届代表会议后整整销声匿迹了18年。而伴随着「破四旧」的呼喊，上海教区中在1942年被教宗册封为乙级宗座圣殿、被称为「远东第一大殿」的佘山山顶圣母大堂中的彩窗、铜像都被砸毁。作为上海教区主教座堂的徐家汇圣依纳爵堂尖顶被拆、管风琴被砸。而1919年由巴黎运来、为国务院所指定的二级文物的木雕祭台，也与宗教典籍、圣像和丝织刺绣艺术品一同付之一炬。 被贬为牛蛇鬼神的神职人员被当作人民公敌，而在上海，这些已无人使用的宗教堂区被从教区没收，在文革十年中，它们有的被占作工厂、仓库存放货物、果品，乃至于军火。 「那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说的，连教堂都被关掉砸掉了」老者这样跟我们说。 Part II 但若是确实地参加一场现在的弥撒，或许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些痕迹 —— 车水马龙的重庆南路旁的教堂中，清晨开始的弥撒等来了走过教堂门口黑漆铁栅栏、推开两人高的木门、用手轻蘸圣水又向右拿起木柜中共享弥撒书的教众。圣堂中的祈祷椅上有人坐着吟唱着经书。这在四百年前开始的信仰 「赋格」，好像又重新被奏响。 平日的弥撒在上海七点钟开始，也有六点十五分徐家汇主教座堂的一台弥撒。但这因工作日而向前推移的时间却并没能拉来分散在城中各处的年轻教众。「平常的弥撒太早了，而且大家都要工作，所以不方便来。一般只有在附近的老教友会参加。」一个周日，我们在主日弥撒结束后走出几乎被坐满的圣堂，与一位约二十多岁的青年交谈，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从小生活在信教的家庭，他从外地来到上海打工。他所在的堂区唱经班每逢周末也会一同排练，从弥撒结束到中午十二点半，而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带着我们走向他刚摆好桌椅的排练室，他邀请我们去听他们的排练，「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你们如果没事的话可以来听。」 平日的弥撒没有唱经班的参与，也不像周日那样的几乎座无虚席。几乎只有居住在附近住宅区的老人们，能在清晨七点前零零散散地走入圣堂。「这个堂里面的老年人都是从小到大就信天主。文革的时候把教堂封闭了，我们就在心里面信」，那位老人曾向我们这样说。这或许解释了我们第一次在平日走进圣堂后无论怎样也难以分辨出教众吟唱的内容的窘境 —— 翻着教堂共用的载有数百首圣歌的书，却找不到他们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而真当我们怀着他们是在用教会中常用的拉丁文吟唱的猜想、向前找那位老人确证时，她咧开的嘴角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是上海话啊」，她拿着经书，手指随着背景的吟唱划过泛黄页面上的一行行竖排文字，我们这才知道。 「这个吟唱是本地化的，各地的音调是不一样的，根据各地的方言组成调子。」在弥撒结束之后的对话中，一位神父也向我们如此确认，「就比如说在深圳、香港，他们也是可以用广东话来进行弥撒的。」平日教堂中的吟唱、圣乐和我们常想象的并不一样，甚至其中有些能够向前回溯到封建时代的传统音乐中。或许是这样被称作本土化的无意化用和传承，让弥撒中「阿肋路亚」的吟唱，与印象中佛堂里的念经声有那么些相似之处。 与其他宗教一同，改革开放后，在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下，当局不再认为应「一举消灭宗教」，而是转为了宗教会在很长时间内「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的观点。依照这一文件的精神，宗教活动得以继续，大批神职人员获释。天主教爱国会的权力被恢复，重新开始自选自圣主教的模式，并开始形成今日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的架构。而同时罗马教廷也在潜移默化地向中国政府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从1980年开始，罗马教廷开始单方面承认一些以个人身份向教会申请的中国主教，即使这些主教是爱国会的“自选自圣”程序选拔而出。 「我们一直是和罗马有联系的。我们主张全天下都是一个教会。无论是教宗若望、本笃、还是现在的方济各，我们都是有联系的。」一个教堂的神父和我们这样说。实际上，三十多年前刚刚摆脱文革中迫害的中国天主教会恐怕难以想象，梵蒂冈的态度在文革前后的十几年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那时从尘埃中缓慢恢复的中国教会，仍然沿用拉丁文脱利腾弥撒（Missa Tridentina），更遑论用普通话或者地方语言进行弥撒。然而，在1963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所产生的《礼仪》宪章（Constitutio De sacra liturgia: Sacrosanctum Concilium）中所施行的礼仪改革中就已允许使用本地语言进行弥撒，同时改变并简化弥撒的礼仪，鼓励教众在仪式中的主动参与、允许教众在仪式、音乐、结合本地文化「培養發展各民族的精神優長與天賦」。而60年代在拉美教会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要求教会支持社会福利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呼声，尽管那时未被普世教会所接纳，但也使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不再那样针锋相对、互不相容。 因为与海外联系的切断，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只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了解并实施改革的内容。在那之后的1981年，当局不再要求天主教徒发誓独立于普世教会，“一会一团”也认同了梵蒂冈在教义上、精神上的领导。1982年，为教宗和普世教会的祷词逐渐重新出现在弥撒的仪式中。但在这些变化之外，当局仍认为教会的行政管理权应独立于梵蒂冈，「自选自圣」这一梵蒂冈认为违抗教义了的程序也仍在进行。 Part III 在上海教区的教会事务中，常能够看到「光启」二字，比如说「光启社」和「光启服务中心」。而这两个字代表的正是明朝历史中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徐光启。多数人对徐光启的印象可能仅仅限于他翻译的「几何原本」和编写的「农政全书」。其实徐光启也是中国天主教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基督徒中官位最高的一位士大夫。他所翻译的「几何原本」，正是在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帮助下完成的。 在利玛窦之前，天主教曾在元朝传入过中国。方济各会会士曾在元朝奉教宗克勉五世（Clement V) 的命令在中国设立汗八里总主教区。然而，随着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海禁政策，天主教被迫退出了中国。自从葡萄牙人于1553年占领澳门并设置澳门教区后，天主教教士们利用澳门为基地又逐渐进入中国。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广东肇庆，在辗转于广东、江西、江苏等地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获得了明神宗的赏识在1601年定居于北京。短短几十年内，利玛窦主动学习中国文化，着儒装，并与徐光启等知识分子将《几何原本》等科学典籍与大量天主教典籍翻译成中文，颇受中国士大夫们的尊重。作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主要开拓者，利玛窦定下了一套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礼仪规矩，称为利玛窦礼仪。 由于精通中国文化与儒学，利玛窦意识到了祭天、祭孔、祭祖对中国民众的重要性。所以他定下一套规矩允许类似的习俗，开启了天主教的中国化。利玛窦认为这些仪式本质上源于民众对祖先和先人的缅怀和尊敬，而不是与天主教教义相悖的偶像崇拜。对于利玛窦来说，天主教教义中全知全能的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和“上帝”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样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共融也体现在了将拉丁文“deus”译作“天主”的选择上。“天主教”这个中文名词也是如此产生的。天主教在明清之交迅速发展，许多传教士都为宫廷录用。著名的康熙历狱中涉及到的两位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就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 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光启社和光启服务中心，实际上，除了在文化上的适应与融合，与其他地区的教会相似得，我们所了解的上海教区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福利项目，尝试与当地的社群相结合。 我们所参加的一次主日弥撒结束后，在礼毕曲的回声中，教友们一一单膝跪地，缓缓地离开圣堂。当我们随着他们一同下楼后，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教堂并分散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而是停留在二楼的走廊里。走近这条走廊， 我们可以看到一张挂着「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的招牌和两条精心布置的春联「四时永泰主施恩，五谷丰登神赐福」。 走廊中，一张张摆着「医疗咨询」的桌子已经坐满了人。这些志愿者都是上海市天主教知识分子联谊会的成员，利用周末时间来进行社区服务。在如此热闹的气氛下，我们发现这些医疗咨询并不只是单纯的医疗咨询， 而更像是一种教徒间的社交方式。很多熟识的教徒量完血压后即拿着茶杯悠闲地聊天。而翻看走廊里的标识板，我们发现类似的社区活动并不只限于医疗咨询。除了医疗组，知识分子联谊会还设有爱心组，教师组，书画组等其他志愿者组织。这些组织同样着重于服务本地社区，尤其是本地社区里的教徒。举例来说，书画组每年便会定期会面并绘制很多圣像及圣诞卡等艺术作品，并印制十万余张供给国内外教徒。 在我们驻足观察之际，许多姗姗来迟的教徒走向了走廊的更深处。尾随着他们进入走廊里的一个小房间后，我们发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徒组织--唱诗班。一位戴眼镜的男子热情地像我们介绍唱诗班与该堂的其它活动。对于一个教堂来说，拥有一个活跃的唱诗班组织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圣乐在天主教传统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周末的主日弥撒中，每个教堂的唱诗班都会在经过每周的训练后在弥撒中咏唱圣歌。即使平日的信众会在弥撒中自发地吟唱本地化的曲调，主日弥撒中的圣乐还是采用教会传统的西式音乐。一位唱诗班的女子也告诉我们，「我们唱的圣乐大部分都是巴赫和海顿等人为教会创作的传统教会音乐，是和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的。」 上海天主教会与社区的结合并不只限于知识分子联谊会举办的社会活动，他们还会利用教会闲暇的资金去参与慈善事业。 「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希望小学的。我们也会经常走入社会、帮助修路、打井之类的。我们现在主要的是光启服务中心，我们也会给一些小朋友提供助学，有需要的话也会补助一些医疗费，只要有本堂神父的推荐就可以补助」神父向我们介绍。 Part IV 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所强调的宗教「中国化」与这样的转变相呼应：一方面是礼仪上由梵二会议促进的本地化，一方面是当局所倡导但不被教廷所接受的在主教人选等行政事务上的独立自主。但尽管教廷在各种礼仪、语言上已愈发贴近世界各地的本地文化，这样的转变并不是自然而来的，也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早对于四百多年前刚刚传入中国的天主教，这样的争论就一直延续，直至今日。 自从利玛窦去世之后，方济各会和道明会的修士就不断地向教宗反应耶稣会对国人祭祖祭孔等仪式的允许违背了天主教教义，并提议严禁此类仪式。礼仪上的冲突在各方沟通不通畅的情况下逐渐转化为清廷和梵蒂冈的权力冲突。经过几番反复，教宗克勉十一世（Clement XI）发布命令禁止中国教徒沿用儒家礼仪，这条命令受到清廷的反制。康熙帝于1721年决定禁止外国传教士传教。康熙皇帝觉得教廷的禁令是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一种无知带来的无理取闹，并说道：「只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人之大理？」这条禁教令在雍正，乾隆等朝被强化并一直沿用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 之后，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并赐予欧洲各殖民强国特权。对于天主教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权是于1850年赐予法国的保教权。该条款规定所有中国天主教徒均受到法国保护。罗马教廷无法直接管理中国天主教事务，而是必须通过法国领事馆中转。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天主教作为一个完全被外国势力控制的宗教，常常被广大中国民众和欧洲的殖民势力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联系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并为天主教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大量传教士和教民成为了拳民的攻击目标，形象地体现了这种矛盾。最著名的一次冲突莫过于在内蒙古传教的比利时籍主教韩默理(Ferdin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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